近日，2022年第三期《妇女研究论》指出，从2021年中国大学生婚育观调查（最终获得9775份有效问卷）来看，虽然大学生观念正在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温和而渐进，短时间内无法动摇婚育的制度基础。下一阶段，婚育成果的变化趋势将取决于公共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个人婚育成本和个人发展的压力。
文章进一步解释说，一方面需要塑造良好的婚姻文化，从政策和制度上保障年轻人的个人和职业发展。婚姻生育逐渐从个人发展“基石”变为“顶石”在这个过程中，帮助年轻人更好地实现自己不仅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幸福感，而且有助于实现理想的家庭模式，间接促进婚姻意愿和生育率的恢复。
另一方面，鉴于婚姻和生育的概念和需求日益分化，公共政策需要整合性别的需求。特别是，增加婚姻和生育对妇女的吸引力的方法不是让妇女回到家庭，而是尊重和保护她们的发展权利，消除公共和私人领域的性别歧视和固化性别角色。
同时，让男性更多地参与家庭事务不仅是为了分担女性的责任，也是为了让男性摆脱僵化的性别文化。和谐平等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所能提供的精神和情感价值，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能力，是现代社会婚姻和分娩对个人最大的吸引力。
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家庭与性别研究中心教授李婷、2020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生郑叶欣、2021年博士生严玉腾。
他们总结了前五项促进女大学生生育的政策，
1、大学生对婚育仍有期待，但婚育的价值基础发生了变化。
超过60%的大学生仍然把婚姻作为生活的既定选择。虽然大学生对婚前同居的接受度很高，但只有3%的大学生将同居视为婚姻的替代品，不到10%的大学生明确表示不结婚。其次，生育仍然是大多数大学生理想生活的一部分。超过80%的大学生期望有两个孩子.06%的大学生理想子女为0。最后，大学生仍然认为婚姻是生孩子的必要条件。只有6%的年轻人接受非婚生子女，远低于其他非传统婚育行为，如非婚生子女和丁克，这表明婚姻与生育之间的关系在大学生的认知中仍然密切相关。这些发现意味着中国大学生的婚育观念没有改变。
第二，大学生低婚育意愿的主要原因是婚育阻力，而不是观念的转变。由于婚姻和生育仍然是大学生最重要的人生选择，低婚育意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感知到的婚育阻力引起的。比如在抑制婚姻因素排名的过程中，低欲望选择最终排名，婚育成本和工作的竞争压力成为大学生提及最多的障碍。高竞争和高压力也是抑制婚育意愿的重要因素。
第三，大学生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婚育意愿负相关。无论是家庭户籍、教育和经济支持水平，还是主要成长区和学校水平，大学生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其婚育意愿显著负相关，即大学生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结婚意愿越低，理想意愿和孩子越少。这种负相关性符合经典人口转型框架下社会经济发展与生育率的关系，但近年来西方社会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婚育行为并没有出现在中国大学生中U形式逆转。另一方面，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大学生相比，地位较高的大学生更能感受到婚育成本的压力，更关心婚育与个人发展机会的潜在冲突。换句话说，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大学生更能感受到个人的社会风险及其相应的婚育阻力。
第四，大学生的婚育意愿和观念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分化。女大学生不仅姻意愿明显低于男大学生，而且意愿子女数量少于男大学生，而且婚育阻力更大，生育效果更低。同时，男女大学生对婚育的担忧和对政策的期望也存在明显差异。男大学生更关心婚育成本的降低，而女大学生更关心个人发展的机会。男大学生不仅观念更加保守，而且受到传统性别角色更强的约束，成为婚育成本更强的感知者。近年来，网络上关于性别问题的争论似乎是两性的对立。事实上，制度和文化的双重枷锁不仅阻碍了女性寻求发展的需要，也给了男性成本承担者定位和经济负担，进一步导致了低婚育意愿。
5、不同的圈子文化对婚育意愿有不同的影响。动画、网络文化圈与婚育意愿的负相关性较强，其共同特点是内容制作属性较强。这些内容大多是现实生活的分离或理想化，构建了对比平行空间，削弱了年轻人对现实空间的需求和期望。同时，现实世界中青年的多元价值观也将投射到动画、网络文章等网络内容的制作中，呈现出更丰富的婚姻家庭模式和更前沿的性别角色实践，进而塑造出这种圈子文化的叙事背景。因此，大学生的互联网和圈子文化参与和婚育观在某种意义上正在形成互动。
“需要真正理解的是，低婚姻意愿只是社会演变中现实问题的延伸，而不是问题的症结。未来的研究需要形成一个更宏大的框架来整合各种推动婚姻和生育观点变化的机制，以建立一个更能反映中国特征和时代特征的理论体系。“文章最后写道，需要注意的是，作为本次调查的对象，大学生只是中国年轻人的一部分。他们正处于人生的变化阶段，开始接触社会，但还没有真正踏入社会。可以预见，这些年轻人的婚育意愿和观念会随着生活的演变而改变。跟踪大学生后续态度和行为的变化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